对于我们这一代千禧人来说，法定产假工资(SMP)似乎是未来不确定性中唯一的经济保障。
当其他所有的经济安全网都变得不再可靠时，称SMP“过高”不仅是对我们的侮辱。没有它，我们又如何敢考虑生孩子呢?
众所周知，许多千禧一代在经济上组建家庭的希望似乎渺茫。过去，我一直试图说服自己，总会有办法克服困难。但随着能源费用的飙升和生活成本危机的加剧，我们越来越难以看到前方的希望。
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，拥有一个家似乎变得遥不可及，而组建家庭的想法也在逐渐消失。
在托儿费用与房租相当、通货膨胀侵蚀我们最低收入的环境中，SMP是为数不多的让我们对组建家庭感到稍微安心的因素之一。
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说法：“如果你负担不起孩子，就不要生。”然而，这种情况已经发生。由于托儿费用，已有三分之一的父母(31.9%)无法承担更多孩子的费用。根据疫情后的数据，英国国家统计局发现，总生育率(TFR)从2021年的每名女性1.55个孩子降至2022年的1.49个孩子。
Kemi Badenoch显然意识到出生率在下降，甚至前保守党部长Jacob Rees-Mogg对此也表示担忧。然而，称产假工资“过高”显然是为了迎合反对觉醒和女权主义的群体，以及那些已经有孩子和房子的保守派养老金领取者。
这就像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：一个掌权的女性破坏了提升其他女性的机会，完全是为了迎合大众。
我的一个朋友最近生了孩子，她不得不在六个月后重返工作岗位，因为她的工作场所的产假工资已经用完。产后六周，她仍在剖腹产的恢复期。作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，如果她的工作没有补充她的SMP，她将不得不立即回到工作中。
虽然SMP覆盖了前六周平均每周收入的90%，之后是每周184.03英镑的固定费率，最长可达33周。与许多带薪产假持续一年的欧洲国家相比，巴德诺克的言论显得更加脱离现实。
然而，我们真的应该相信SMP在某种程度上过于慷慨吗？现实点吧，这可不是金奖券。
即使是那些计划要孩子的人——为了实现家庭梦想，花了几年时间存下几千美元——也很难维持生计。
更不用说那些被告知不能生孩子的人，却在没有任何经济准备的情况下意外怀孕。SMP虽然不多，但至少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经济缓冲。
这不仅仅是另一场政策辩论。这关乎我们能否创造未来。我们已经被困在困境中，最不需要的就是在为数不多的经济支持中，看到一个被贴上过于慷慨标签的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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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望本篇文章《作为千禧一代，托里·凯米若削减我们的产假工资，我将无法承担养育孩子的费用》能对你有所帮助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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